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1911—1974）：政治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西欧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先后出任法国总理（1962—1968）、总统（1969—1974）。此外，他还是个文艺发烧友，喜爱文学，爱好现代艺术。 1969 年，他倡议兴建现代艺术馆（即后来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如今，它已成为现代巴黎的象征。
阿兰·蓬皮杜（Alain Pompidou）：乔治·蓬皮杜之子，医学和人类生物学博士，巴黎第五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法国技术科学院前院长。
埃里克·鲁塞尔（Éric Roussel）：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和历史学者，先后为戴高乐、莫奈等名人立传，是蓬皮杜总统最欣赏的传记作家。
史利平：译者，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外交官，热爱法国历史、文化和艺术，译有《居伊·德波：诗歌革命》。
邱举良：译审，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国际翻译联合会理事；常驻法国科技外交官，被授予法国骑士勋章。
· 记录1968年“五月风暴”危机
乔治·蓬皮杜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函
亲爱的先生：
在读过您所写的《笔记》之后，我想给您写这封信。您在其中提到了《魔鬼附身的人》（Les Possédés）一书。的确，在我看来，这本书也许是浪漫派文学的传世之作。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这本书所描述的世界与我们在五月份所经历的事十分相似，这是最明显不过的。正如您所说的，如对事情的根源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根源在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感到惶恐、失望。
这就是说，解决问题并非易事，而且可能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们提出了要求，并举行了示威游行，表面看是荒唐的，但实际上却掩盖一场深刻的悲剧。我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感觉到，那些声称要统治一个国家，而又不知自己究竟追求什么目标，也不能肯定这一目标是否符合人民愿望的人，他们的担子多么沉重。
这也就是说，如您所猜测的那样，在克服了这场危机并取得了竞选胜利之后，我不但没有感到欢欣鼓舞，反而心绪不宁；在经受风暴考验之后，我亟须离开一下，以便思考一些问题。在第二轮选举前，我就主动向将军谈了我的想法，后来又向他说过一次。然而，还有一个事实：那些人，也就是我曾与之谈过我的厌倦心情的人，他们给我施加了压力，有人还指责我“背叛”了那些信任我的人，这就促使我最后托人告诉将军——那是在 7 月 6 日（星期六）——如果需要，我准备继续担任总理。
将军通过别人给我回话说：“太蠢了。”可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要求顾夫·德姆维尔出任总理，而后者也接受了。
7 月 5 日，顾夫·德姆维尔对我说，我应该留任。 7 月 9 日，我对他说，我最终同意这一意见。他那时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得重新安排了。”我回答道：“已经晚了，全都定下来了。”他没有再多说。
如何下结论呢？这个人——顾夫·德姆维尔——并不卑劣，但他野心勃勃。他乐意去碰碰运气。我为什么要责怪他呢？
至于将军，很明显，我辞职的想法和他想独掌政权直至他自己引退之日的愿望是吻合的。对此，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当然，我本来是希望他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然而，我对他是如此钦佩和了解，以致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承认，他从未向任何人真正吐露过心迹。
所以，您所写的是有道理的，事情也正是如此。将军将独自撰写他执政的最后几年的历史。顾夫·德姆维尔将是一个忠实、聪明、灵活和称职的执行者。至于我，我所试图做的，并不是去理解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而是思考各种可以满足这一代既有热情而又漠然的青年人的行动方式和目标，我认为我已本能地理解了。
恕我给您写这封信，并习惯把您当作我的知音。您写的关于我的那些话令我极为感动，也深感荣幸。我要竭力使自己受之无愧。
亲爱的先生，请接收我对您的崇高敬意。
乔治·蓬皮杜
1968 年 7 月 23 日
《拓展》杂志罗歇·普里乌雷专访乔治·蓬皮杜
1969 年 2 月
《格勒奈尔协议》签订快一年了，依然对法国经济起着主导作用。我们代表《拓展》杂志的读者，请您回顾一下当时谈判的情况。
此前，当回顾 1968 年事件时，人们会对您 5 月 2 日从奥利机场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访问的决定感到震惊。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出发的时候似乎心情很放松，并没有感觉被什么事情所羁绊。
我不想回顾 5 月发生的事情，也不想多说我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
但我可以告诉您，我之前已经为南泰尔校园的事情忙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他我就不多说了。我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我没有料到会发生街垒战。
与此相反，我认为 1968 年春季时的社会矛盾相对比较突出。我在此之前对农民的要求高度重视，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我当时所任职务的角度出发，应该避免工人和农民同时对政府产生不满，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我对社会矛盾的担心有何根据？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统计数据，数据并不准确，但失业人数非常准确。我认为我们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临界点。
您知道，失业会造成两种完全相反的后果。一种后果是工人阶级人人自危，害怕失去工作，因而维持平静的状态；另一种后果恰恰相反，不满的情绪爆发，局面失控。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失业率主要影响的是年轻人，卡昂、萨维姆（Saviem）和罗迪亚策塔（Rhodiaceta）发生的事件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没有工会的地方，青年人的运动基本上都会自动引发工人运动。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出访……要知道，对伊朗和阿富汗进行的国事访问，接待国需要事先做大量准备工作。如果只因为存在某些担心就取消访问，这样做是非常不得体的。
而且，我们的政体规定共和国总统拥有最高权力。戴高乐将军当时在国内，身边还有代总理。如果我认为在自己离开法国这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权力真空的话，那也太自命不凡了。
学潮向其他领域蔓延虽然具有法国特色，但这种现象从来不是法国特有的，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危机。法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学潮引发了工人运动和全国性罢工。
我认为大学问题在法国比其他地方更具政治意义，这是法国的独特之处，并且历来如此。大学是催化剂，影响远远超出其自身范围。回想一下十九世纪，大学生和精英学校的学生曾多次担当导火索的角色，不要忘记综合理工学校的学生在王政复辟时期的抗议活动。
第二个原因是这次学潮的领导人有明确的诉求。概括来说，这次全球浪潮针对的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在法国尤其如此。此外， 1958 年创建的政治体制也是法国浪潮的目标。
正因如此，学生运动得到了反对派的响应，在政党中造成震荡。再加上法国的工会制度，大部分工会与有关政党联系密切。而当时的法国劳工民主联盟（CFDT）时而与联盟领导人有联系，时而与统一社会党（PSU）领导人走得很近。
因此，学潮蔓延到工人阶级的结果是可以预测到的。我认为这种趋势在运动初期并不确定，但是 5 月 13 日巴黎游行示威的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工会领袖突然发现巴黎的社会舆论支持学生运动，而这有利于搅动政局。
我要提醒您， 5 月 13 日的游行口号是：“十年，够了！”我认为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青年工人充当了传输带。例如，在克莱翁工厂雷诺集团克莱翁工厂（Cléon）位于诺曼底，在 1968 年 5 月至 6 月的罢工和占领工厂运动扩大化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和其他地方，工会领导人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陷入其中，在工人冲突的扩大化上甚至发挥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上个月我去了趟意大利。我发现，在米兰和都灵，全体民众对学生运动很冷漠，甚至充满强烈敌意。我的同事发现德国的舆论同样如此。在柏林，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在这些欧洲国家游历的人与当地居民感同身受，认为学潮不过是优越的资产阶级子女的示威。与此相反，在巴黎却出现了对学生的一致声援。我觉得外省的气氛与此截然不同，更接近我们的欧洲邻国。
的确如此，但我要强调的是拉丁区拉丁区处于巴黎五区和六区之间，是巴黎著名的学府区。具有的象征意义，发生在拉丁区与发生在世界任何其他大学所产生的意义大不相同。
·信函中谈读书、阅读
乔治·蓬皮杜致罗贝尔·皮若尔函
亲爱的老兄：
此外，我必须要说的是，波德莱尔并未占据我的全部灵魂，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有苏格拉底、拿破仑、卡利克勒-尼采（Calliclès-Nietzche）和其他人（饶勒斯、伊壁鸠鲁等）的影子。这说明人心多么复杂，从而对行动产生多么大的危害。这也说明我们不属于当下的时代思想新潮——这类新潮的弄潮儿往往是波德莱尔那种浸透了几个世纪沉淀下来的复杂、无奈、无果和矫情的文明的传承者。
我们同时代的人是那么简单和幼稚。要注意到，我们身上也有这种特征，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但是，总体而言，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的末日，我相信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孕育，它将是国有化、机械化和美国化的。这是西博格弗里德里希·西博格（Friedrich Sieburg，1893—1964）的《上帝在法国？》（Dieu est-il fran ais ?）一书中提出的问题：要么灭亡，要么走上机械化（或多或少）。就算我说要选择灭亡也是枉然。
为此，我们要自己写一本关于没落的书，宣布一切都已结束，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文明是无济于事的。可以确定的是，正在酝酿成形的是一种美式文明、一种野蛮文明，在这种文明中，想要让作品流传下去，远比中世纪时（印刷制品）要容易得多，这将是与我们的希腊罗马文明不同的一种全新文明，其具有扩张性与开阔的眼界，但会略微丧失品位。此外，还有过去不了解的科学。在科学的推动下，人们不知道会被带向哪里。如果科学只用来解释宇宙，它是完美的。
然而，各种神奇的应用让人对科学产生恐惧，在得知民粹不可救药的愚蠢之举时，我对未来会爆发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并不感到吃惊。这样的生活已是不幸，不应再让它陷入野蛮。我很奇怪他们怎么会变成民粹。我知道这是（利己主义的）水到渠成，在法兰西行动的理论中可以找到依据，但这些都是 1914 年以前的情况。一战使人们明白，人类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次爆发战争。而且，我敢说，我宁愿对德国让步，也不愿打仗。让步只涉及荣誉的问题，但战争会毁灭掉我们所捍卫的一切，非常愚蠢。从莫拉斯所说的这种实用精神出发，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思想。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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